一、什么是“国学”

　　国学原指国家学府，如太学、国子监。国学兴起于20世纪初，1920年代始盛;在中国大陆，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，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，1980年代后“国学”热再次兴起一直沿袭至今

　　“国学”这个名词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但是 “西学东渐”改良之风正值炽。张之洞、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，提出“中学”这一概念，并主张 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，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。“五四“运动期间，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，将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罪于二千年来的封建制度，归罪于以孔子和四书五经，提出“打倒孔家店”等激进口号。但胡适等人在运动后期则针对性地提出“整理国故”口号，主张 “研究问题、输入学理、整理国故、再造文明”的口号，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，为中国的新生寻找出路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批判胡适洋奴买办哲学和资产阶级唯心史观，以及历次的文艺批判运动，“国学”作为一个口号或名词已基本消失。只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，随着“爱我中华” 之风日炽和“中国崛起” 口号之响起，尤其是“孔子学院”在海外的遍布和祭孔大典在国内的连续上演，“国学”方在海内外以前所未有的热度火起来。但是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挟泥沙俱下”。一些文化投机者也看准这个“牛市”，将阴阳八卦、谶纬迷信、星相占卜、特异功能、巫婆神汉、建阴宅、拜神庙，乃至恢复繁体字，倡导小学生读经，都贴上振兴“国学”的标签。

　　而关于国学的定义，严格意义上，到目前为止，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。名家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："国学者何?一国所有之学也"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，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。

　　一般来说，“国学”又称“汉学”或“中国学”， 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。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，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、戏剧、书画、星相、数术等等，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，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。

　　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、史学、宗教学、文学、礼俗学、考据学、伦理学、版本学社会科学知识，以及医家，农学、天文、历法、算法、术数等自然科学知识，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。

　　国学的分类方法有两种：一种是“四库全书”的分类方法，它把国学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大类。“经”是指儒家经典，如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等，后来又增加一点语言训诂学方面的著作，如《尔雅》;“史”指一些史学著作，包括通史，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郑樵的《通志》，断代史，如班固的《汉书》，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、欧阳修等的《新五代史》等;政事史，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等;专详文物典章的制度史，如杜佑的《通典》、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等;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方志等。“子”是指中国历史上创立一个学说或学派的人物文集。如儒家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，法家的《韩非子》、《商君书》，兵家的《孙子》，道家的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，以及释家、农家，医家，天文算法，术数，艺术，谱录，杂家，类书，小说家皆入“子部”。“集”是历史上诸位文人学者的总集和个人的文集。个人的称为“别集”，如《李太白集》、《杜工部集》、《王荆公集》等;总集如《昭明文选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玉台新咏》等。四库未列入的一些古代戏剧作品如《长生殿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也属集部。

　　另一种是按内容分类，开始分为三类：义理之学，阐明事物道理，也就是哲学;考据之学，从事历史研究，也就是史学;辞章之学，从事诗词散文以及章奏、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的，就是文学，及今天所说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。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两个以补其不足：一是经世之学，即治国驭民的政治、经济、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;而是科技之学，即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。

　　二、学习国学的意义

　　如何看待国学，新时期以来，有三种做法值得注意：一种是只注意国学中积极的一面，把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基本精神，诸如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、“厚德载物”、“人文主义”等等。主张以儒教兴国的人往往持这种看法，他们认为，一部中华文明史，悠悠上下五千年，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相继衰落的同时，中国文化却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，成为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连续性文化。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当然应该是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。

　　第二种是，只强调中国国学中消极的一面，把其中的糟粕作为基本精神。诸如“封闭性”、“保守性”、“宗法性”等等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，持这种意见的人虽然不是很多，却也曾经风光一时，主要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。他们认为，中国落后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，近代以来又大大落后于西方，都跟这种糟粕性的基本精神有关，而且是决定性的。

　　显而易见，以上两种倾向都不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，也不可能正确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。从价值取向来看，前者有新国粹之嫌，容易导致泥古不化;后者是民族虚无主义，难免陷入全盘西化。为了避免以上两类片面性，有些学者采取了“执两用中”的办法，这就是第三种做法：全面总结传统文化，从中抽出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思想，作为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。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李宗桂教授在《中国文化概论》这本书中，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、正道直行、贵和持中、民为邦本、平均平等、求是务实、豁达乐观、以道制欲八种。这本书是统编教材，影响很大)。

　　1.世界意义

　　1988年，74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召开会议，探讨和平、发展、环境、民族、宗教、信仰等一系列国际问题。物理学诺贝尔奖金得主、瑞典人汉内斯·阿尔文教授在发言中说：“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发展下去，就必须回到2000年前，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。”

　　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，民族矛盾、宗教冲突、战争、社会矛盾、环境污染、生态恶化等等，几乎均属于人与人、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问题。而孔子提出“和为贵”，“和”的基础是和而不同，互相包容，求同存异，共生共长。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建立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　　2.认识我们民族自身

　　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，重人伦、求和谐、盼安定，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，它有利于营造学习中华文明的氛围，从而使年轻一代领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为日后成长奠定好的行为规范和高尚的道德情操。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市场竞争方面，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精髓，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很有必要。因此，国学热的兴起，具有其特殊的意义。

　　3.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

　　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洴澼絖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“我世世为洴澼絖，不过数金;今一朝而技百金，请与之。”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，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一也：或以封;或不免于洴澼絖，则所用之异也。

　　国学治本而非治标。“不是教你治病的，是告诉你怎么才不生病的。”国学启蒙不是教孩子近期考高分的，而是帮助孩子一生站高处的。凡是被称作“家”的，绝大多数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钱三强、钱学森、苏步青、华罗庚、张大千、黄永玉、……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只能做匠，就算机缘际会，匠中的能工巧匠可能会成名甚至红极一时，但也还是匠。匠求技，家求道，庄子借庖丁的嘴说：“臣所好者，道也，进乎技矣。”说的就是这区别。(当今社会道德沦丧，药家鑫事件、食品安全等)

　　三、如何学习国学

　　现在人们开始关注国学，这是好事，能亲近好的道理，本是引人向善的。但在目前一些对待国学，人们似乎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偏差，比较明显的一点，就是认为国学是很深的，把它作为一门深奥的理论来研究，似乎用一种功利的态度出发，去理解国学的实用价值。

　　《大学》提出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必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欲诚其 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”这即是儒家著名的内圣外王之学。

　　《论语》首句就是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......”什么是学，学并非单指书本上的，古人说，行千里路，读万卷书，是说明除了书本上的知识，实际生活中的见识经历都是学问。人学到知识就应该常常去实践，去体悟，这就是古人说的修身。儒学把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放在第一位，可知涵养正气，修练品德，开启人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也是立业之基础。

　　现在有许多人，把国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学习，象学化学物理一般，似乎能背下来，了解意义就说学懂了。所以他们喜欢寻文字中的奥义，谈玄论道，但不喜欢去实践，认为这些太简单了。更有一些人喜欢研究玄妙之学，以为是脑子灵光，但究其实其基础很薄弱。他们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是不正确的，没有领悟到国学的深理。孔子说，如果他五十岁以后能学易，就能无大过了。可见孔子学易的目的是为了明人生，使自己的修为中少犯过错。孔子如此大的学问，他要象普通人一样学易还不容易，但他学易是想确确实实提高自己的道德，并有以前深厚的修为，去详研易理而深悟宇宙，最后而知天命。孔子的修养是一步一步的，不可能一步而能登天。

　　国学之学习其实并不难，非常简单，如扔一块石头一般。佛家有一小故事，有位禅师对僧人们说，学佛其实很简单，就象举起自己的双手一样容易，就让这些僧人练习举手，日日练习，不得间断。这些僧人开始还都在练习，日子一长就怀疑了，说这不是佛法，都不练了。只有一位僧人，他不顾别人，独自一人坚持不懈。终于这位禅师对坚持练习的僧人说，你已经悟到佛法真谛了，并传其衣钵。《论语》中一些理也非常简单，如不要巧言，要时时省察自己，对朋友要讲信等，人人都能做得到，是平常朴素平凡的道理。但正因为其理朴素而平凡，却包含着真理。人可以一时能行善，但要坚持行善就难。坚持就是修养，克服自己暴露出来的缺点，使自己心态趋向于安和镇定，而少为外界私心所干扰。但很多人就是如此，因为简单而不去行，不去实践，所以失去了修养的基础，如此就无法进阶学问之门了。

　　做学问，人们常说智慧，那么什么是智慧呢?“莫患人之不已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能知已的人是智人，知已就能知人，就能知宇宙人生。学问除多闻，多问，还需多思，如此疑惑大解也就是心悟了，此悟是在实践中来，而生真知。《论语》中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。”这就是一种淡泊名利，心境安然的超然心态，如此心态，不以物喜不以物忧，心宁而思畅，是大智慧者修养。人无忧，则思无滞碍，能通明观察，而得常人所难理解妙理，这就是为什么修身能开启人智慧的原因。人的行为合于道，顺于天时，心态必定是顺畅的，他们比没有修身的人智慧高是合乎常理的。

　　“吾日三省乎吾身。”非常朴实的一句话，有人说这话太简单了，我真想说他几句，简单吗?理解是简单的，但理解又什么用呢?就象僧人举手一般，最后没几个紧持到最后。这句话在修养中非常重要，修身就是要时时反观自己，知道自己的过错，知道自己的不足，并时时加以纠正，如此学问才会长足进步。一个人做学问，最怕三天打鱼，二天晒网，外境一来，就放纵自己，不反省自己，稍有些长进，一放纵，老毛病又犯了，不但于学问无进，并且使老毛病更加顽固，做学问人于此不可不慎。

　　现在人开始懂得了，人心应该向善，一步步完善自己。千里之足始于足下，百层的高楼都是一砖一瓦添加上去的。人们在学问之初不要好高骛远，应从实际里地简单做起，使自己确实感到有体会，确实感到“乐在其中”。国学很简单，就象迈开自己的腿一样方便，但一步一步就可以行千里。学问虽简单，确贵在坚持，要有信心，确信一定会有所成就的。

　　梁启超：国学入门:书目及其读法

　　甲)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论语》《孟子》《易经》《礼记》《老子》《墨子》

　　《庄子》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

　　乙)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《尚书》 《国语》《春秋左氏传》 《战国策》《资治通鉴》《二十四史》等

　　丙)韵文书类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乐府诗集》 郭茂倩《唐百家诗选》等

　　丁)小学书及文法书类《说文解字》《古书疑义举例》等

　　戊)随意涉览书类《四库全书总目摘要》《世说新语》《水经注》《文心雕龙》《徐霞客游记》《梦溪笔谈》

　　附录一：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

　　《四书》(论语、孟子、大学、中庸)、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(或《通鉴纪事本末》)、《宋元明史纪事本末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、《李太白集》、《杜工部集》、《韩昌黎集》、《柳河东集》、《白香山集》，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。 以上各书，无论学矿、学工程学……皆须一读。若并此未读，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。

　　四、国学启蒙书籍

　　四书：应该说，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，都知道《四书》。它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这四部著作的总称。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、子思、孔子、孟子，所以称为《四子书》(也称《四子》)，简称为《四书》。南宋光宗绍熙远年(1190年)，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汇集到一起,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。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“先读《大学》，以定其规模;次读《论语》，以定其根本;次读《孟子》，以观其发越;次读《中庸》，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”并曾说“《四子》，《六经》之阶梯”(《朱子语类》)朱熹著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具有划时代意义。

　　五经：儒家本有六经，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仪礼》、《乐经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。秦始皇"焚书坑儒"，据说经秦火一炬，《乐经》从此失传，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共七经;唐时加上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，《春秋穀梁传》、《尔雅》，共十二经;宋时加《孟子》，后有宋刻《十三经注疏》传世。《十三经》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。

　　《小学》，旧题宋代朱熹撰，实为朱熹与其弟子刘清之合编。书的发凡起例出于朱熹，而类次编定则有出于弟子刘清之。朱熹曰：“后生初学，且看《小学》书，那个是做人的样子。” 《小学》是旧时封建社会的小学教材，宣传孔孟之道，灌输封建思想。其中自有两重性，有它必须批判的糟粕，也有它应该继承发扬的优良成分。诸如讲究节气，重视品德，强调自我节制、发愤立志等等，在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结构方面理学是有影响的。

　　《蒙求》 唐 李翰撰 明万历刻本。

　　《五字鉴》是一部几百年来流传较广的蒙学读物，原名为《鉴略》，李廷机根据我国古史资料所写。 此书大略是以五言诗句韵文的形式，按时代顺序将我国上自远古传说，下至元明的社会历史，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总述和概括。所以，可以说这是一部专述我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蒙学读物。

　　《三字经》其书作者说法大致有四种：一、宋末区适子;二、明代黎贞撰;三、或者又有区适子所撰，黎贞增广之说;四、世传王应麟撰，王应麟(1223—1296)，南宋学者，字伯厚，号深宁居士。一般来说，《三字经》作者应为王应麟。

　　《千字文》是我国早期的蒙学课本。隋唐以来，《千字文》大为流行，背诵《千字文》被视为识字教育的捷径。

　　《名贤集》辑者不详，有人认为是宋代以后的一位儒家学者。《名贤集》是一部旧时很流行的童蒙读物，但其内容实际与童蒙无关，主要是辑录关于为人、治家、处世的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格言或谚语，既有精华，也有糟粕。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社会都有影响，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世态炎凉的认识及相应采取的对策。

　　《弟子规》,清代康熙时山西绛州人李毓秀所作。李毓秀，字子潜，平生只考中秀才，主要活动是教书。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，也结合他自已的教书实践，写成了《训蒙文》，后来经过贾有仁修订，改名《弟子规》。全书以《论语·学而》中的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开篇，以三字韵语的文字形式，对儿童言语行动提出要求，教以应该怎样待人处世，通常的核心思想是孝弟仁爱。

　　《弟子规》浅显易懂，押韵顺口，内容又符合封建伦理，是以极有影响，清代后期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，几乎与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有同等影响。